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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3-11-25 01:06:30 来源:聚享娱乐网

张艺谋不愿当“摇钱树” 想拍自己喜欢的题材

孟买国际电影节授予张艺谋终身成就奖

“人生在世,都有一份作业。”坐在《经济参考报》对面的张艺谋,边说边指着他背后墙上的一份份“电影作业”海报:《红高粱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、《英雄》(电影版、美剧版)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山楂树之恋》(电视剧版 电影版)、《金陵十三钗》……

与之相伴的,还有舆论对“铁道部‘天价宣传片’”“与张伟平分道扬镳”“因莫言获奖而旧事重提”“孟买电影节获‘终身成就奖’”的“狂轰滥炸”。

张艺谋的,从来都是媒体的素材,要么是溢美之词,要么是骂声一片,让这位“中国首个国际A级电影节影帝”“中国首摘国际A级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”的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,始终饱受争议。

从张艺谋的“电影作业”里,我们看到的,不仅是他个人的从艺轨迹,更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脉络与流变。

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

“‘媚俗’还是‘崇高’,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。”

“电影票房再好,还是有人批;国际获奖再多,还是没人看;观众需求再大,也得求平衡。”对于始终在艺术与商业间徘徊的中国电影,张艺谋道出自己的导演观,“‘媚俗’还是‘崇高’,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。”

从《老井》到《有话好好说》,从《红高粱》到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,张艺谋的作品跨度之大,反衬出电影主题的时代烙印和时代之变。

“我从影早期的作品有一种呼唤。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《红高粱》,像火一样燃烧的作品,因为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,人们在文革后极力燃烧积蓄已久的能量。”张艺谋回味道,“我在形式上追求特殊、张扬,呈现出自觉、强烈的个人风格;在内容上表达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思考。说白了,这是一种对思想解放的释放。”

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,伴着中国经济的腾飞,中国电影融入市场化浪潮,商业电影如雨后春笋般绽放。张艺谋也不例外,他转型执导的武侠巨制《英雄》开启了中国电影的“大片时代”。

“有人说我拍商业电影是堕落。”张艺谋摇着头解释,“从伤痕文学、寻根文学、苦大仇深的思考氛围中跳出来后,我本能地觉得应该做些不一样的东西,带有强烈的娱乐元素,这样的电影才好看。”

的确,拍电影,不是写论文,观赏性在任何时候不能放弃。“电影是一种夹带文化,观众观影,在愉悦的同时,会自然而然感受到影片传递的价值。”张艺谋说,络上,要大家要详细了解找潘石屹,先得点击房地产板块,要找张艺谋,只能搜索娱乐频道。“社会就这么定位,你只能在娱乐产品中,装进一点内涵,一句话,商业电影就是寓教于乐。”

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,其背后往往附带着“媚俗”与“崇高”的争论。“在‘媚俗’与‘崇高’之间,我们往往顾此失彼,无法完美平衡。”张艺谋坦陈,“有人说商业电影低俗,有人说艺术电影晦涩,无论拍哪种,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的统一,才是导演追求的终极目标。否则,你就得做好挨骂的准备。”

产业链条下的商业裹挟

必须靠财团(如影视企业)支持的导演,一旦上了这条“船”即被“绑架”,拍摄全程,根本由不得自己,这直接导致影片艺术水准低、叫座不叫好。

1999年,根据对加入WTO的承诺,我国在此后陆续引进上百部国外大片,中国电影业在产业化没有形成、市场经验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应对,受到很大冲击。

为保护、发展国产电影市场,2003年以来,我国相继颁布多部有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影业的法规、政策,一批民营影视企业不断壮大,逐步掌控了“投融资-制片-发行-院线-衍生品”的电影产业链,有效抵御了国外大片的“入侵”。其间,张艺谋执导的《十面埋伏》等票房颇高的作品,几乎都与民营影视企业“新画面公司”合作。

“我不讨厌商业电影,但害怕被商业裹挟。”张艺谋无奈地说,从投资方到制片方,从植入广告到演员选择,从拍摄手段到镜头取舍,导演在每个环节多少会受干涉。“商业利益的回报,从开拍起就压在导演肩上。年轻导演直接被命令要求如何做,而对有名气的导演,投资方虽不敢玩硬的,可软磨硬泡更愁人,让你的构思和创作发生扭曲。”

张艺谋的这种感觉是有深层原因的。“唯市场论”是一些影视企业的“魂”,他们鲜有考虑自己肩负的社会,而是在影片选择、推广策略、发行时间、票价制定、上映时机、放映频率等方面形成垄断联盟,大量占有市场份额,过度迎合受众。而必须靠财团(如影视企业)支持的导演,一旦上了这条“船”即被“绑架”,拍摄全程,根本由不得自己,这直接导致影片艺术水准低、叫座不叫好。

北京电影学院相关研究数据显示,近两年,我国年均生产影片均超过500部,2011年,国产电影票房收入有约80%是民营公司参与发行创造的,但性能价格比低其中兼具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的好电影不过20部。

《三枪拍案惊奇》就是典型案例。“本来没打算拍这部戏,可制片公司想挣钱,用小沈阳(微博)出演搞商业炒作,就拼凑了一个不成熟的剧本。这真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决定。”张艺谋坦陈,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不满意的作品。“我感觉自己掉沟里了,因为它缺乏文化价值,是商业裹挟的产物。”

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,但不需要高泡沫

那些“叫座不叫好”的烂片给出一个答案:营销模式的成功并非电影的成功,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,但不需要高泡沫。

“票房为王”,是当下中国电影比较严重的问题。“一切以票房论英雄,其实是非常庸俗的标准,丢掉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文化精髓。”

张艺谋认为,中国仍处在电影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,即为获得资本积累过分追求高票房而忽视思想性。“当然,目前主流院线的观众群集中在20岁到30岁间,围绕他们进行的创作、导演,难免出现浅薄的倾向。”

张艺谋总被问及“一部影片的终极票房到底是多少”。“可能中国有两万块银幕时,单片票房达到3亿美元(将近20亿元人民币),也许才是纪录。”他说,现在的票房纪录都是过路的,“没必要吹嘘你6亿我8亿,也许一年之内就被超越,总迷恋数字有啥意义?”

为谋求票房,一些发行方与社会传播机构在大片公映前后联手“撒占道”“挥毫泼墨”“歌功颂德”“爆炒票房”。更有甚者,本着“拿人钱财、替人办事”的原则,让“枪手”“枪稿”满天飞,以致观众被“忽悠”进影院,最后痛斥片子臭。

“电影和其它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先买再看。倘若让观众先看再买,它的票房将会如何呢?”张艺谋这样自省,“影片好坏与否,不能唯票房论。别忘了,和《三枪》票房一起‘飘红’的还有影迷尖锐的质疑。”

张艺谋的醒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国产电影“火了票房、鼓了腰包、乐了媒体、坏了口碑、哭了观众、冷了人心”的情况依然存在,那些“叫座不叫好”的烂片给出一个答案:营销模式的成功并非电影的成功,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,但不需要高泡沫。

“我讲这些,并不是说票房不重要,而是它并非评判电影价值的唯一标准。”张艺谋说,没人比导演更知道“众口难调”的意思,票房、获奖等这些所谓的“硬杠杠”都不能作数,真正的口碑成功,是观众内唐艾萱心的认可,“即便他嘴里不说你好,该骂还骂,但回家关上门会说‘这孙子邪了门了’‘有两下子’!如果你的作品占据了影迷心中的位置,它就是佳作,得奖、票房相形之下,也就是个副产品。”

“奥斯卡”不是风向标,不应被神化

“全世界在册的国际电影节有400多个,无论是美国‘奥斯卡’、法国‘戛纳’还是中国‘金鸡百花’,一帮电影人把自己做的‘菜’都带来相互‘尝尝’,就这么简单。”

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在国外拿了不少奖。“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的片子,给了别人一个探察中国的窗口,蒙金尚贤了几十年的厚厚铁幕,因为这些电影而有点儿打开的意思,全世界的眼光愿意看这个神秘之地的电影产物,人家对我们的电影高看一眼。你不深刻人家都说你深刻。这是个历史背景。”张艺谋说。

渐渐地,“奥斯卡”“金棕榈”“金熊”“金狮”……这些知名世界电影大奖屡屡见诸报端,不少国人对国际电影节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:世界电影节水平高得不得了,影片一旦斩获国际大奖,就意味着引领世界电影的潮流。

“‘奥斯卡’们不是中国电影的风向标,而是各国电影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,它不应被神化。”张艺谋多次担任国际电影节评委,也多次荣获国际电影大奖,但他对国际奖项有自己的理解:“全世界在册的国际电影节有400多个,无论是美国‘奥斯卡’、法国‘戛纳’还是中国‘金鸡百花’,一帮电影人把自己做的‘菜’都带来相互‘尝尝’,就这么简单。”

正因为此,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融入世界电影节的氛围中:贾樟柯、王小帅、韩杰(微博)安达(微博)等新一代导演崭露头角,《三峡好人》、《Hello!树先生》等影片获得国际大奖。“拿着自己的作品去展览、交流、学习,不仅能提高影片的国际上座率,更能扩大导演自身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。”张艺谋说。

“今天到国外拿奖不那么容易,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是热点,会降温。”张艺谋认为,苦难深重的中东地区和局部战争、恐怖活动频发之地,这些题材在苦难的背景下很有力量,既有时代感和时效性,更有历史厚重感。

从《英雄》到《十面埋伏》,从《山楂树之恋》到《金陵十三钗》,媒体总把“冲奥”这个词放在张艺谋身上,让他很无奈。“好像我老当益壮,端着枪冲着奥斯卡就去了,誓不罢休!”张艺谋调侃道,“我早就过了得奖的岁数,现在完全不是获奖的重点。”

对于导演“冲奥”的话题,张艺谋觉得别把这太当回事儿:“题材偏好、拍摄上映周期、评委会成员和主席的背景、上几届获奖影片对本届获奖作品的影响和限制……你算不过来,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你掌控不了。”

电影产业要发展,文学是母体

“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群落,没有层出不穷的优秀文学作品,电影想繁荣,门儿都没有。”

“票房为王”也好,“奥斯卡折戟”也罢,金钱与名利的背后透着中国电影的浮躁,而作为电影之源的剧本,也因此陷入空前尴尬的“创作荒”,究竟还有多少真诚的作家在静心创作?还剩多少“莫言”能解电影剧本之惑?

1988年,《红高粱》在柏林一举拿下金熊奖,这是中国电影首次登上国际舞台。张艺谋直言:“首先要感谢《红高粱》小说的作者莫言。”

20多年后的今天,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。张艺谋闻后激动不已:“电影和文学,实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。好小说、好文学作品是电影的基础。”

在张艺谋拍《红高粱》那个年代,每年都有文学的“重磅炸弹”,一部部出色的小说被改编搬上银幕,还没拍完,新的惊喜又来了。“文学繁荣,好剧本就接踵而至,好电影就层出不穷。”张艺谋说,文学作品兴盛,像一个盛大的集市,作为厨师的他行走其中,感觉可以入菜的东西实在太多,只担心自己做不过来。

“我对优秀作家很钦佩,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刘恒、严歌苓等,早些年,他们的作品一出来,我第一时间跟他们交流。”张艺谋回忆道,他跟作家刘恒合作过《菊豆》《秋菊打官司》和《金陵十三钗》三部戏。“刘恒主动为剧中的每个重要人物写该团队在7月发布的论文中指出小传,以求演员能真实、生动塑造人物形象,他是我看到最严谨的有现实主义功底的作家。”

遗憾的是,当前的电影文学已不再具备当年的影响力。“这个时代,像《红高粱》这类的作品太少了。”张艺谋说,他偏爱有力量的作品,“可好剧本青黄不接,让我不得不接受优秀小说凋敝的事实。”

张艺谋一直认为,电影产业要发展,文学是母体。“剧本剧本,一剧之本。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群落,没有层出不穷的优秀文学作品,电影想繁荣,门儿都没有。”

以《三枪拍案惊奇》为例,张艺谋觉得演员很用功、演技也精湛、各部门都很努力、自己也废寝忘食,可依旧回天无力。“原因很简单,折在剧本上。我用了八个月拍摄的辛苦,换回一句最平常的道理:‘剧本剧本,一剧之本’。”

电影剧本的“创作荒”,其实缘于一种讨好与迎合。当前的一些作者,把电影装进脑袋里,边创作边讨好导演、边迎合影视剧拍摄,结果“脚踩两只船”,破坏了小说的纯洁性。

“再往深了说,其实是一些作家并不具备真诚的创作状态,而是把它当工具、当赚钱的手段。”张艺谋说,作家群落本就不大,一时跟不上电影产业发展的巨大需求,“结果是新手、老手、小混混都能当作家,鱼龙混杂,剧本的产量高了,可质量糙了。”

不过,张艺谋坦言,好剧本青黄不接或粗制滥造,不是哪个人的问题,也不是搞个制度就能解决,而是必经阶段。“文学已回到他的轨道中来:忙时吃干,闲时喝稀,娱乐时代算是闲时,兑点水,正常!”

产业发展的最大软肋是“技术革新”

“目前,我国各大电影节对科技奖项的设置少得可怜,很多电影投资方、发行方为腾出广告时间,将片头片尾字幕滚得飞快,幕后的科技人员连自己的名字都找不着。”张艺谋感叹,“在这种境遇下,又有多少人会甘愿寂寞搞技术?”

中国目前是电影大国,但实现电影强国的目标任重道远。有人说,高科技是美国电影的“金箍棒”,而中国电影就像中国足球,现在不缺钱,缺技术!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最大软肋是“技术革新”。

在张艺谋看来,别说技术革新,就连队伍的专业性都不达标:“一个人头天还在补鞋,第二天就能上片场干这干那,结果导演必须分神去指导、纠正。”他说,可以用三个字形容他在片场的工作状态“婆婆妈妈”“拖拖拉拉”“连滚带爬”。

以摄影师为例,这是个要求专业功底非常扎实的工种,“每次喊‘预备’前,我都要提醒摄影助理确认几个问题。”张艺谋说,“现实情况是,一场戏拍摄完毕,摄影师白着脸对我说还得重拍一遍,我就知道多半是这几件事儿没做好、不专业。”

近年来,不少电影企业陆续引进世界顶尖的电影高科技产品。但是,由于不少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,对拥有几千种功能的进口设备,最多只能利用不到几百个,最终只能高薪聘请国外技术顾问协助,造成拍摄成本猛增和资源的极大浪费。

张艺谋认为,“明星效应”的速成模式成为当前电影圈的“培养机制”,浮躁的娱乐心态淹没了电影严谨、细致的专业性和技术革新的氛围,报考“表演”的人数远超“摄影”“摄像”“数字合成”等电影科技专业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“目前,我国各大电影节对科技奖项的设置少得可怜,很多电影投资方、发行方为腾出广告时间,将片头片尾字幕滚得飞快,幕后的科技人员连自己的名字都找不着。”张艺谋感叹,“在这种境遇下,又有多少人会甘愿寂寞搞技术?”

中国电影技术革新的根本在于电影科技人才培养,关键是影视院校在教学科目设置、师资力量引进、国际交流项目等方面要同步改革,才能培养出高精尖电影科技人才。

此外,张艺谋认为,电影是一种创意产业,核心是人的思想,从创作到发行都充满着创新思维,创意成本很高,因此,用立法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电影技术革新的有力保障。

回归,中国电影未来的主题

“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,需要回归到踏踏实实的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,‘票房至上’的短视,会扼杀电影的文化内涵!”

前段时间,沸沸扬扬的“铁道部‘天价宣传片’”事件和“与张伟平分道扬镳”的,让张艺谋陷入空前的舆论漩涡。直到现在,他还在反思:“浮躁?”“裹挟?”“委屈?”“无奈?”……

“无论如何,我现在最需要两个字回归!”张艺谋说,对于宣传片250万元的酬劳,虽然并不违法,但他已经想好,瑞昌要么归还有关部门,要么捐赠给电影院校作为教学基金。

对于下一阶段的工作,张艺谋的目标也很简单:“和年青一代导演拼票房,那不现实;对新签约公司的选择,不想成为他们的‘摇钱树’;我希望回归,有一个和谐的创作环境,尽量不受太多制约、干扰和裹挟,提炼自己所有的能量,安安静静、认认真真地拍几部自己喜欢的题材。”

中国电影产业,正需要“张艺谋”式的回归。为承诺履行WTO裁决,我国已于2011年3月对美国加大开放电影等娱乐产品市场,进口大片抢占中国市场的疯狂期来了。

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显示:2012上半年,进口影片票房同比增长约90%,而国产影片同比下降4.3%,出现近年来罕见的负增长。预计2012年全年进口影片票房在时隔八年后将再次超越国产影片。

“我们是否已构建主旋律片、商业片、艺术片等多类电影市场份额的宏观调控机制?”“影视传媒公司是否转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契合点?”“电影创作者能否把有思想深度的故事,用现代化手段展现得富有激情、令人感动?”……张艺谋一连串高声发问后说,“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,需要回归到踏踏实实的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,‘票房至上’的短视,会扼杀电影的文化内涵!”

采访期间,张艺谋欣闻自己荣获印度孟买电影节“终身成就奖”。“名也有了、利也有了,你还想怎样?”他说,他真正的梦想,还是一如既往地回归现实,“找个好剧本,有个好团队,拍一部真正的佳作,过瘾!”

(方希女士对本文亦有贡献)

(经济参考报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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